从土地使用（播种面积）角度来考虑，变化也非常显著。牧业，包括小农场的种养结合，以及渔业所用鱼塘的耕地面积，不好统计，但蔬菜和水果面积的变化则非常突出。如表3所示，蔬菜的播种面积从1980年的0.47亿亩扩增到2010年的2.85亿亩，达到之前的606%。同时期，水果的播种面积从 0.27亿亩剧增到 1.73亿亩，即641%。1980年，蔬菜只占到总播种面积的2.2%，水果占1.2%，菜果共占3.4%；2010年，蔬菜占到总播种面积的 11.8%，水果占7.1%。两者合并起来达到18.9%。这个变化非常显著。
　　显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结构越来越多转向高值农产品。这也是中国农业越来越依赖进口大豆和谷物的基本经济原因，更是中国积极在巴西购买土地来生产大豆的基本经济动因。①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用新农业替代旧农业，是划得来的。将用地较少、产值较高的新农业产品（蔬菜、水果、肉鱼）的出口与用地较多、产值较低的旧农业的进口来交换，也是划得来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考虑：如果中国想要完全由自己来生产每年所消费的大豆，每年需要另外播种多少亩大豆，占用全国总播种面积多少？表4和图1按照历年大豆进口量和国内大豆单产量来估算答案。显而易见，2009年以来，每年需要另外播种约四亿亩以上的大豆，占到全国总播种面积的15%～20%。这意味着必须减少如此幅度的谷物或高值新农业产品，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考虑。这是国内大豆产量没有显著增加而大豆进口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
　　注：进口大豆所代替的耕地面积=进口大豆总量/国内大豆单产
　　而近二十年来大豆的播种面积之所以没有更多地缩减（只于上下15%幅度之内——见图2）（虽然，最近几年——从2009到2013年——也显示了令人担忧的急剧下降；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主要是因为国家出于保证基本食品供应独立性的考虑，一直都在补贴不那么高效益的大豆和粮食种植（包括粮食种植按亩补贴和机械购买补贴），并大规模储备粮食借以稳定价格（在价格过低时买进、过高时抛出，于2008年所储备粮食达到总产的20%以上）。②在大豆主产区，如黑龙江，大豆和小麦、水稻、玉米享受一样的种粮补贴。③在内地非大豆主产区，大豆一般不享受种粮补贴，这和那些地区大豆种植面积小和零散有关。但近年来各地政策执行中，出现一种趋势，即按照承包地面积进行种粮补贴，而不考虑实际种植品种。同时，国家针对大豆，最近正在设计所谓的“目标价格补贴”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如果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按两者的价差核定补贴额，由政府直接补贴给农民；如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则不启动补贴。预计“目标价格补贴”制度将成为大豆这一农产品最主要的补贴方式，未来也许可以起到稳定大豆生产的作用。④国家的保护措施是大豆播种面积在近二十年来没有更大幅度缩减的基本原因。如果简单按照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和便宜，以及美国、巴西等国家的土地相对丰富和便宜的“比较优势”逻辑来考虑，更为经济的结合是更高度的分工和交换：由中国来负担更多的劳动相对密集的蔬菜、水果的种植和肉鱼养殖，由美国、巴西、阿根廷来负担更多的土地密集粮食生产。但是，粮食结构从来就不简单决定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