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论者特别强调在全球资本面前中国大豆生产和相关加工业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特别强调由全球农业资本为其利润追求所带来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农业的强力冲击，所导致的不健康饮食习惯（包括转基因大豆和其产品）以及环境污染，因此呼吁要建立“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严海蓉、陈义媛，2013）。这是动机很好的学术研究，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国家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极少数有可能与跨国资本抗衡的权力机构之一，是极少数在全球资本面前有可能争得另一种发展道路的权力机构之一。在大豆经济方面，中国政府这些年来所展示的其实不简单是脆弱地任凭全球资本的侵占和宰割，也不简单是弱势政府面对世界外贸组织压力下的委曲求全，而是在面对不利的基本经济逻辑（即人多地少国家相对地多人少国家所占的 “比较优势”），同时考虑了粮食安全这样的政治因素之后，所做出的一些抉择。同时，也是在自身（“劳动—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的总体发展趋势下所做出的合理抉择。而中国政府的抉择，其实它的出发点，更在于中国广大的小农户出于最基本的经济逻辑，所做出的缩减“旧农业”和增加“新农业”的抉择。在上面已经看到，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隐性农业革命”的基本动力是越来越多的小农户趋向“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高值农产品生产——它是节省土地和更充分使用中国的丰富劳动力资源的经济抉择。
　　中国的大豆经济，与其说已经在全球资本的冲击下全面崩溃，不如说是具有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潜力。其中最基本的事实是，与其他大豆生产国家不同，中国种植的仍然是天然大豆。仅从天然大豆来看，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最主要的产地。如果中国真能大规模地朝着绿色的天然大豆以及保健的豆制品方向走出一条路来，其含义将会超出大豆经济的领域。
　　四、结论
　　以上的论述说明，我们不应该忽视大豆生产和销售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动力而把大豆经济简单看作是一种“外国资本”与“中国主体性”（即所谓的“食物主权”）非此即彼的对立。同样，也不应把它简单看作是“科学的西方”和“落后的中国”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
　　在大豆经济上，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保护中国原有的大豆经济（经过粮食和大豆种植补贴以及价格调控和建立大豆、粮食等基地的政策来适当维持一定程度的食物独立性），不允许在中国种植转基因大豆；另一方面则允许市场和经济逻辑，包括低额的关税，来决定近年来的大豆进口。这样的政策抉择虽然多有不足之处（例如，尚未更充分扶持、维护豆农和豆制品产业，也未更充分投入大豆蛋白加工企业的发展），但其基本的经济战略应该可以说是现实的、合理的，因为它等于是为中国的高值新农业争得更多可资使用的土地、更多的发展空间。一定程度上，它等于是凭借高值农产品的出口（蔬菜、水果、肉鱼）来换取相对廉价的大豆和谷物产品的进口。我们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为中国的养殖业争得带有美国政府补贴的廉价高效饲料、等于是借助美国和巴西宽大的土地资源来推进中国特色的小而精的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经济决策是无可厚非的。虽然如此，还需要更强力地保护、发展大豆经济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