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曼丽：一旦政府拿出诚意，即使问题当时没有解决，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会耐心等待的。如果政府既不说，也不做，就会造成双重失信。
　　要提醒的是，外部舆论介入要避免制造新的对立。一些媒体也要反思，在曝光地方政府不良做法时，为什么有时习惯性“贴标签”，甚至断章取义制造“雷人雷语”？
　　话题三：群众诉求、公众关切如何纳入参与式治理轨道？
　　王进文：税费改革后，乡村面临着从“管制”到“自治”的变化。根据我的体验，乡村干部与老百姓打交道少了，比以前疏远了。我最盼望基层干部明确自身定位，不扰民，也盼望他们多提供公共服务。
　　谢振华：“后税费时代”里，每一个基层工作人员都是老百姓的勤务员。只要真心真意为老百姓谋事，公众舆论不可怕。要摒弃“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太平官”想法。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敢挑重担，不能缩头缩尾，要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政绩来赢得民心。
　　陈家顺：有个别干部因为怕出问题而有懈怠心理，想着“不做事肯定就不会出错”，这不是长久之计。作为公务人员，上要对得起党和政府，下要对得起百姓，中间要对得起自己的饭碗和良心。不做事，你凭什么领工资？消极怠工也是一种过错。
　　谢春涛：要应对“后税费时代”带来的挑战，最根本的是真正坚持“执政为民”。这就要求：出台政策、办法前要广泛征求相关群体的意见，尽可能兼顾各方利益；对政策实行的效果要及时评估，并做必要的调整；要注意工作的方法、程序和节奏。
　　徐勇：近些年实行村民自治过程中，民意因素越来越被基层干部所重视。与之相比，县乡治理却缺乏相应的机制来畅通、吸纳民意。这正是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大多发生于县乡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也要求村民自治的机制向上延伸，建立和完善县乡民主治理机制。
　　（本报记者贺林平、颜珂、胡洪江、智春丽、付文整理）
　　这一年，基层官员、普通群众、公众舆论的三方互动，构成了新型的基层治理格局。窥豹一斑，我们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希望借此呈现这个“三方都有麦克风”时代的一个断面，呼唤正确的群众观、政绩观，推动基层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权力傲慢】
　　局长电话一般群众不能打
　　7月，一名记者致电福建长乐县环保局局长，局长却说，“局长的电话是一般群众不能打的”。这段电话录音经新浪微博一名网友转发后，引发舆论强烈声讨。这名环保局长随后被停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