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农业，尽管有相对集中的种养大户的出现，但依然是小农经济的延续，并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正如学者李非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的那样，“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分散的农民各地为战，既无法有效掌握市场信息，又无以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力量，从而导致了自身市场地位的无力感。
　　谁夺走了高价大米的高额利润?这不仅是一个微观疑问，也是一个宏观命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五常大米之类的市场尴尬，就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的调整，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在利益博弈中占据主动。比如，农民若能掌握一定的定价权，或者能在谈判中有足够的分量，那么199元一斤的五常米，就不会只有2元的收购价，5元甚至更高都有可能。
　　对此，应当有一个组织构架，将分散的农户整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并能真正代表全体参与者的切身利益，由“单兵作战”向“集团迈进”。由此而言，建立相关合作组织和农会就应当是一种制度性的途径。
　　在这方面，台湾的农会组织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农会是组织农民的核心，同时也是政府实施农村、农业政策的重要助手，在协调、沟通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了农会的存在，农民就能“一个声音”说话，在市场博弈中就能“由弱变强”，增加发声的分量价低了，我们都不卖，你就没有“你不卖总有人卖”的底气。更重要的是，有了组织依托，在法律保障和个体救济，以及在争取政府支持上，都更有效果。
　　事实上，现实中，虽然不乏一些成功的农民协会和行业合作组织在发挥有限作用，但必须承认，时下的很多农民合作组织，就跟企业的工会组织一样，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在发挥功能上还受到很多限制，这也是“五常大米”似困局长期得不到纾解的原因。对照台湾农会，以现实要求，中国式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之路还很漫长，需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建设新农村，确保农业和农民利益的一种途径，并在政策引导上取得更大突破。
　　五常大米作为一种具有品牌价值的农产品，显然不该“肥了企业、苦了稻农”。
　　五常大米不能“肥了企业、苦了稻农”
　　五常大米不能“肥了企业、苦了稻农”
　　在过去的一年里，知名的黑龙江省五常大米迎来好光景，大米不仅质量好，价格也是节节攀升，最贵的一斤甚至卖到了199元，但稻农卖给当地加工企业的水稻每斤却不到2元钱。出现这种现象，显然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