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笔者来到徐柳英家，松溪县城关的一栋六层民宅。像这样的房子，徐柳英的四个孩子各有一套。每个孩子还都有自己的小车，全家的年收入超过100万元。
　有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们眼中的“大户人家”，在徐柳英结婚时，居然连床新棉被都添置不起。

　　半价打开汕头市场

　　徐柳英家世代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家里三儿一女，读书结婚生子，样样都需要钱。好不容易把孩子们拉扯大，眼看着儿子就快到结婚年纪，可家里却拿不出钱来，做母亲的徐柳英心急如焚。他让大儿子廖名春去学习了做豆芽的手艺，打算跟儿子一起借着这门手艺出去闯天下。
1994年，徐柳英和大儿子怀揣着在家卖西瓜、捡柴火、卖香菇攒下的5000元钱，走出了家门。他们先后到达杭州、茂名、漳州、汕头等20几个县市进行市场调查。每到一处，他们都会先到菜市场附近住下，等到夜里12点就到菜市场里看看豆芽的行情，问问价格、看看销量、测测豆芽的品质等等。直到凌晨五六点，市场里买菜的人渐多起来，才回旅店休息。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母子俩决定把“豆芽根据地”设在广东汕头。租房子、买原材料，由于语言不通，母子俩吃了不少苦头。
　如何打入汕头市场是徐柳英面临的最大问题。“别人卖5角，我卖2角5分。”长此以往，客户们发现南平豆芽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好、口感不错。久而久之，本地豆芽渐渐淡出市场，而南平豆芽逐渐占领了上风。“刚开始我们每天卖300公斤，到后来每天卖3000多公斤，最好的一天可以赚3000多元钱。价格最高的时候还卖过一公斤2元4角。”一年下来，徐柳英虽然起早贪黑，但总算尝到了甜头。

　　“徐柳英砸缸”成美谈

　　第二年，徐柳英变卖了家里所有的牲口，举家奔赴汕头。村里人听说徐柳英赚了钱，也有人跟着柳英一同去了汕头。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三年后，汕头市场上做豆芽的由最初徐柳英一家，发展到后来的24家。
每有新成员加入，徐柳英总是细心地告诉他们在哪买原材料，制作过程要注意哪些，生怕大家再重复她从前走过的弯路。附近几个县市的菜贩都慕名前来汕头进货，“南平豆芽”可是着实火了一把。
可好景不长。由于市场供大于求，豆芽又不能卖隔夜的，每天市场倒掉的豆芽超过4000公斤。先去的十来家由于有老顾客光顾还勉强能够支撑着，后去的几家每天起早贪黑却连吃饭的钱都赚不回来。徐柳英把乡亲的一切看在眼里，“他们卖柴火攒下的钱投到豆芽里，如果赚不到钱回去，要卖几年的柴火才能把这些钱补回来啊！”
　为了守住“南平豆芽”，1997年初徐柳英召集24户人家组成了“豆芽协会”。按照市场需要，每户必须由原来每天6缸，减到3缸，剩余的豆芽缸由协会租用房间统一保管。每家交押金2000元，如果发现偷缸做豆芽的，豆芽缸砸掉。尽管如此，仍有不老实者偷缸多做豆芽，由徐柳英牵头的监督小组在抽查中发现了五六起。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徐柳英立刻召集所有成员，毅然决定砸掉所有剩余豆芽缸。这决定大多数人表示赞成，但总有少数几个不太满意，徐柳英耐心开导。从此，没有人再偷着多做豆芽，市场也十分稳定，豆芽价格波动也不大，24户人家每户都有好的收成了。

　　“徐柳英砸缸事件”在当地传为佳话，市场里的队长都钦佩地竖起大拇指：“南平人真是了不起！”

　　让“南平豆芽”遍地开花

　　一个只读过四年书的农村妇女为何有这般魄力？

原来早在1977年，由于徐柳英的勤俭持家、勤劳肯干，就被推荐为村里的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她经常去各家各户传授农作经验，宣传计划生育信息，做好政府与群众的纽带工作。1990年徐柳英作为“三八红旗手”参加了在福州召开的省妇联第七次会议。会议上一个8岁小孩的朗诵词，让徐柳英至今难以忘怀：“白发苍苍的是爸爸妈妈的妈妈，青春光彩的是我们的妈妈，红光满面的是未来的妈妈！”那一刻，她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位母亲的光荣。“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带领大家共同走上致富之路，那该有多好啊！”
　　如今，她做到了。她不仅自己走上了致富之路，还带领着1000多户松溪农民进军广东，让“南平豆芽”遍地开花。据了解，这些“豆芽军”每年户盈利都能达到八九万元，为松溪农民致富闯出了一条新路。

　　如今，“豆芽协会”仍然保留着。没有人再随意增加豆芽缸了，有人退了出来就有新的人补了进去，总量都保持不变。没有徐柳英的坚决，恐怕许多乡亲们的血汗钱都打了水漂，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豆芽司令”令无数闽北人乃至广东人钦佩。

　　现年58岁的柳英并没有停歇，她想为乡亲们做更多的事情。她又在为降低豆芽成本，提高豆芽产量而忙碌着。去内蒙古考察，为乡亲们调查市场行情，她仍然乐此不疲。
（映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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