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1月13日报道：（记者王政周竟）“明年不出来打工了，以后不用这么辛苦地赶火车喽。”在杭州城站火车站，来自四川宜宾的孙雅琴扛着在杭州8年积累下来的行李兴奋地踏上回家之路。和她一起的10多个老乡也有此想法。
　　“去年回家就发现家乡变化很大，企业多了，工资也高了，家人劝我不要出来。可我总觉得沿海地区这边的大城市赚钱多些，一年下来，挺后悔当初没听他们的话。”孙雅琴说。
　　今年30岁的孙雅琴在杭州一家服装厂做衣服，每个月的工资3000元，辛苦一年只攒下一万块钱。“这边花销太大了，同样的一件衣服，我们那至少要便宜20%。”孙雅琴说，重庆那边工资也有2000多，“房租、吃住算下来还是在家打工划算”。
　　周雪辉是湖南龙山人，7年前，她来到浙江嘉兴务工，由最初的车间工人一步步做到现在的文员，工作轻松、体面，每月有2700元收入。但即使这样，周雪辉还是和丈夫商量在丈夫老家四川的一个小县城买了房。“等房子装修好就过去，这边生活成本太高”。周雪辉表示，现在回去，“那边正缺人，挣的钱不比这边少，还能待在家门口！”
　　让孙雅琴、周雪辉等许多人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近两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形势不稳定，受宏观紧缩影响，沿海地区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利息高、竞争压力大等多重困难，中小企业普遍的经营困难让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以前，我们那里人一提到上海、杭州就觉得那是天堂，可现在不觉得了。”孙雅琴说。
　　来自四川成都的石晓燕是温州金蜻鱼公司的样品工，刚刚经历过温州企业债务危机、老板“跑路潮”的她表示，“温州企业现在形势不好，以前，来温州就能挣到钱，有发展前途，现在不一样了”。
　　确实，许多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孙雅琴们”的想法正在导致中国春运民工迁徙之变。有观察认为，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迁徙路线由短变长，即来自安徽、江西和原来的“劳工大省”四川、河南等地的农民工人数在减少，云南、贵州、甘肃等偏远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在增加。来自铁路部门的信息显示，最能显示客流强度的新增临时客车路线悄然变化，今年发出的52对临时客车中，发往重庆的仅2对，郑州只有3对，处于逐年下降趋势中。
　　春运迁徙中农民工面孔变化背后，是东南沿海地区“比较优势”的逐渐降低。作为亚洲最大的纺织面料生产和交易中心，浙江绍兴每年需要100万名来自外地的农民工。但去年绍兴向偏远贫穷的内地劳动力输出大省招工时，却遭到了官方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