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减税新政的背景和博弈

  此次美国减税法案有望减轻美国企业和劳动者税负，美国高低收入者均可以从该法案中享受到减税福利，从经济学理论上会形成经济与进口的双增速、美股的利好以及资金回流的局面。这是美国政府为了应对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参照“里根经济学”经验做出的改革。

  美国股市自次贷危机后已经恢复了元气，市场期待本轮减税能进一步带来企业利润提升，能源、食品零售、电信服务、零售、多元金融、以及公用事业等高有效税率板块或享受减税带来的更高的业绩弹性。未来5年资本开支的费用化将有助于提振企业投资意愿，有利于能源、公用事业、可选消费等高资本开支行业的发展。  但在美国整个国家，无论是在普通民众，还是在精英阶层中，对减税的看法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特朗普从竞选时就不停放话的减税法案，从构想到推动到今天这一步，其实走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税改的人所持有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盲目的降税会导致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目前普遍预计此次税改会在未来的10年中产生1.5-1.7万亿额外赤字，债台高筑将对美元信用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减税新政不能简单被他国复制

  美国减税新政有其复杂的博弈背景和过程，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减税不是万能的，切不可盲目跟随。衡量减税政策的标准，是其吸引投资的有效性和边际效应。政府通过降低税收，最终目的是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能吸引到更多企业到辖区内投资办厂，这也是美国“再工业化”的核心逻辑。但是，对于欧洲的很多高福利国家，即便是有大规模的减税，很多全球性的企业也会踌躇：一是福利系统投资大，隐性收费高，名义工资变化幅度小，很难用市场化手段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二是欧洲“老牌民主国家”和“新晋民主国家”——比如法国和东欧诸国，历史原因形成了强调“公平”的政治舆论氛围，民粹主义打着民主旗号，不仅隐蔽性强，更压抑了非主流人群的创新、创业意识，即便有“免税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等优惠的税收政策，然而终究由于其区内综合配套的营商条件不理想，而没有达到吸引先进产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

  对我国来说，特殊的情况也让我们难以简单复制美国的减税政策。中国依然拥有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本轮供给侧改革的重头戏，简单降税并不能提高其经营效率。同时，中国不平衡的地区发展现状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强财政能力的中央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间断地进行相当规模的转移支付。

  中国该如何应对美国减税？

  从治标的角度上，中国应当对美国的重大减税政策做出响应，但正如上所述，结合我国国情，简单地追随美国脚步复制减税并不可取。

  我国经济体内国有企业仍占据很大比例，通过提升国企效率，降低综合成本，相较之下应当更为契合。当然，综合税赋水平对于企业投资有重大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包含相关的内容。与美国本轮降低企业的名义税收来减轻企业负担不同，中国所追求“一降”——也就是降成本的目标，着眼点更多放在降低企业的综合成本上。因此，坚定的推进供给侧改革降低国有企业的综合成本，适当开放垄断行业于民企激发经济活力乃“中策”。  要达到降低企业综合税赋的目标，一是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持续提高各级政府的服务水平，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和办事流程规范最大程度上消除各地政府对商业行为的不当干涉。二是要给民营企业平等竞争地位，逐渐开放国有垄断领域给民营资本，通过民营资本的“活水”来盘活国有企业因长期垄断形成的一滩滩“死水”，从而释放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根本竞争格局的角度降低各个领域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思考，还有推进人民币结算体系承接美元信用收缩空间。从金融角度看，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长久占据世界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来自全球的“铸币税”令美国经济从中受益良多。而如今特朗普主政力推全球收缩战略，适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大力推动时期，内外因素双重作用之下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要真正实现“走出去”，并不仅仅是在旧有的、以美元为主导的框架体系之中谋求份额，而应立足于建立属于人民币自身的国际化支付与结算体系。只有摆脱对基于美元的国际金融框架的依赖，才能由戴着“枷锁”起舞转向真正独立自主的货币与金融政策。 （中新经纬APP）

  【专家简介】许维鸿，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就职于英国路透集团、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法国外贸银行集团巴黎总部。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宏观经济、国际化背景下的新兴市场发展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