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备受关注CFP供图
　　羊城晚报特派北京记者薛江华张演钦曾颂夏杨实习生李永霞
　　全国政协委员黄少良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掌门人，2009年10月，他在进行了一系列调研后递交一份近万字的提案，提出无缝隙管理体制，并建议设立国务院“食安委”（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这个建议在四个月后被写入了食品安全法。然而，如今他似乎对自己参与“催生”的“食安委”并不“感冒”。
　　4日，在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黄少良接受羊城晚报专访，他还特意把调研团队中另两位主要成员也邀请到了采访现场。
　　“养鱼执法”是食品危机的病根
　　羊城晚报：现在食品安全法也出台了，“食安委”也有了，为何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还那么严重？
　　黄少良：食品安全法公布实施近一年，监管机构相互推诿现象更为严重。我们在某市调查“黑饭盒”事件，市工商部门说只查处无照经营，应归质监部门管；质监部门说按相关法规，质监只对企业单位执法，建议向卫生部门举报；卫生部门表示，他们只负责监管饭店卫生状况，建议向食品药品监督局反映；食品药品监督局回答说，黑窝点区级卫生部门就能处理，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监管部门始终在扮演“马后炮”角色。所有食品问题都是媒体先曝光，相关部门才开始查处。“养鱼执法”是食品危机的病根。一位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透露：“发现造假也不能罚死，否则以后我还找谁收钱去？”
　　监管部门搞创收，成了问题食品企业的庇护伞。据山东某县质监局一位食品审查员透露：各种收费和罚款当中，省、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80%归自己支配，他们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都要靠上级返还的收费和罚款来解决。“人家给了钱，你能不‘放一马？”
　　羊城晚报：这里面是否也有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在作祟？
　　黄少良：我们在调查中确实发现有地方保护主义干预执法的问题。监管部门失职、渎职受不到应有惩处。一位地方质监部门负责人介绍说，一些地方税收大户发生问题受处罚，地方领导就出面找我们谈话：（处罚会）影响地方财政、影响出口、损害政府形象等等。同时，据媒体曝光的案例初步统计，95%以上的地方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受处罚的是企业，而负责一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失职、渎职却少被追究。一些法学专家指出，这种状况的结果，只能导致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利益合谋，进而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市场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