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但“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依旧让人忧心。有政协委员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疾呼：“到了该补偿农民的时候了！”。
　　“1亩小麦平均能收800斤，每斤1.02元(人民币)，共收入816元，买化肥180元，耕地、播种、收割150元，浇水三次要105元、农药50元……”全国政协委员、70岁的河南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在两会上“诉苦”：农资价格猛涨，而粮价涨得太少，种田不划算，农民有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表示，种粮每亩纯收益不过区区7.5元，良田抛荒的现象在同为农业大省的湖南普遍存在。
　　尽管中共每年的“一号文件”连续9年锁定“三农”以示重视，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官方陆续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等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但大量农民仍选择离开土地，到“十一五”末，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已达2.42亿人。
　　不断见诸报端的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又表明“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欠薪只是农民工面临的困境之一，在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看来，农民工还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带来严重社会隐患——夫妻聚少离多，留守长辈劳动和精神负担加重，留守儿童教育、安全问题突出。
　　“城乡收入比例一般统计为3.4:1，加上城市居民的各种补贴，实际将近5:1。”全国政协委员刘江警示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数字。
　　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宋丰强说，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盼望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快改革，分享城市公共服务。
　　“到了该补偿农民的时候了！”刘江认为，尽管政府一直在加大支农力度，但仍然不够。刘江建议为农民切出两块“蛋糕”：调整国家预算，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国有企业也应拿出部分纯利润给农民。而袁隆平的建议更具体：政府应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可以通过高价收购、平价销售的方式，稳住粮价，提高农民收入。
　　从制度设计上保障农民权益也显得日益紧迫。严厉打击恶意欠薪，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推进农村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建议在全国两会上广受关注。